“智”汇西海岸 产学研金界专家共探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路径

  3月26日，以“科技赋能·协同共赢”为主题的2025青岛西海岸新区科技成果对接会成功举办。本次对接会由青岛市科学技术局指导，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山东省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技术交易所联合主办，青岛西海岸新区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山东省融担上技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承办，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上海技术交易所（青岛）科创服务中心协办。来自青岛西海岸新区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创投机构等20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一同探讨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战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中石大科技创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单亦先，华夏天信智能物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卫三民，山东极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王道林等五位专家围绕《科技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主题展开圆桌讨论。圆桌讨论由上海技术交易所总裁助理胡天琦主持，通过 “资本赋能”“制度创新”“场景驱动” 等多维度切入，系统剖析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难点，探索协同创新的可行路径。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衡量高校到企业成果转化的重要指标。各位专家觉得我国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率情况如何？存在哪些瓶颈？

  高校作为重要的创新机构，具有研发队伍庞大、学科齐全、立足国际前沿、容易实现学科交叉等特点。以中国石油大学为例，包括博士、硕士研究生在内的研究队伍接近1.5万人，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然而，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较低。尽管部分成果得到了较好的推广，但有关的资料显示，我们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总体不超过6%，这一比例确实偏低。那么，为什么科技成果转化率会如此之低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包括以下两点：一是高校部分教师存在重研究、轻应用，重论文、轻转化的现象，导致科技成果的成熟度不足；二是高校与企业的结合不够紧密，使得高校的成果难以推广，而企业要的成果又难以找到。怎么样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呢？这需要高校、企业、中介机构三个方面协同发力。首先，高校需要注重与企业的紧密结合。高校作为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培育学生的地方，其科研工作往往注重基础性、前沿性和原创性，这是为了确认和保证学生能够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并顺利毕业。然而，这种模式也导致了大量科研项目“不太接地气”。一旦学生毕业，下一个学生往往要换掉课题，因为如果不换课题，学生可能没办法再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种阶段性研究的特点使得许多项目在缺乏后续资金和人员支持的情况下容易半途而废。因此，高校与企业的紧密结合至关重要。如果教师的研究课题来自企业，那么项目研究到一定阶段后，公司能够自然承接，以此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其次，企业要热情参加到创新发展中来。优秀的企业家不仅需要具备创新意识，还需要有一定的冒险精神。高校的许多成果虽然不够成熟，但其中蕴含着大量潜在价值，需要企业家以敏锐的眼光去参加了。在与企业的交流中，我发现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够，例如一些企业虽然申报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其研发队伍的学历水平可能仅为高中或初中，这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够，研发经费也相对有限，难以承接不成熟的项目。因此，企业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第三，中介机构、创新机构和技术经纪人需要架设好桥梁，做好中介服务。如果将创新比作一个链条，高校是创新端、开始端，企业是需求端、末端，而中间漫长的阶段需要对科研项目进行孵化和工程化。然而，目前在机制上，这一阶段缺乏有效的机构支持。如果将科学技术创新比作一个圆，高校处于圆心位置，企业处于圆的外围，我们应该让圆心与外围融为一体，但目前这一目标尚未实现。

  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重视中介机构的建设，充分的发挥其桥梁作用。除了宣传推广高校的科技成果外，还能够最终靠与企业共建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博士后流动站等，一同承担高级别课题，推动高校与企业深层次地融合。二是政府和投融资机构需要一起努力，支持企业解放思想、创新发展。建议设立针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项基金，建立政府首台套购买政策，以支持创新发展。三是逐步加强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等机构的建设，加大对项目孵化和工程化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支持高校建立一批学科性公司。在国际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紧密联系，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周围校友企业和教师创办企业的成功案例，都为高校科技成果的推广提供了重要借鉴。我国政府在创新引领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揭榜挂帅、工程技术中心等，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若能够建立这样的机制，我相信科技成果转化率将大幅度提高，我国创新型社会的格局也将逐步形成。

  科技成果转化率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实践来看，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比来说较低。根据部分机构的统计，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能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可能仅为30%左右。在我的实际在做的工作中，这一比例甚至有可能低于20%。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不仅涉及成果本身的转化，还包括通过成果转让、作价投资等方式将技术转移到社会中。从这个方面看，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确实存在比较大提升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合近年来在交大的实践，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一是科技成果的形成端：正如单老师提到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申请曾长期以数量为导向，近年来逐渐向质量导向转变。过去，教授或科研团队申请专利能够轻松的享受补贴，这导致我国专利数量迅速增加，但质量参差不齐。后续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形成端要做一个良好的切割和分配。

  二是成果管理上：有的成果源于纵向课题形成的专利，往更更注重学术价值；有的成果则是通过企业横向合作产出的，转化率和市场应用价值相对高一点。因此，在成果管理和转化过程中，需要明确分工。

  三是成果转化层面：科技成果转化不仅仅是将知识产权从学校转移到社会，更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要学校各部门、社会机构和产业的协同赋能。传统的成果转化方式，如直接转让或许可专利，往往难以实现技术的真正价值。以青岛高校专利库为例，虽然入库成果的平均价值较高，但从“知产”到“资产”的转化过程却充满挑战，这是所谓的“成果转化鸿沟”。在转化端，还要关注学校的国资管理问题，如何在推动成果转化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也要重点关注。

  此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建设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两个主要的因素。技术转移不仅要专业人才，更需要体系化、系统化的工程支持。目前，既懂技术转化又具备科研背景的复合型工程师稀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成果转化的效率。未来，在技术转移人才教育培训和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规模。

  最后，我认为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不应是转化成功率，而是要更加关注转化的过程本身。

  我简单谈一下在实操中的感受。当前大家都在讨论科技转化和科学技术创新，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其实有一个客观现象值得深思：为什么国内过去没有像硅谷那样涌现出大量科技型企业，而近两年才开始有所增多？核心原因主要在于资本。中美两国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最大的底层差距，过去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缺乏真正能够支持早期科学技术创新的资本。过去几年，国内一级市场中，早期孵化和天使投资的参与者较少，更多是美元基金主导。这些基金往往关注的是依赖中国庞大市场的应用型创新，而非真正的科技型孵化。例如，过去十年间，互联网创新、模式创新以及消费类企业的大量涌现，主要得益于美元基金的支持，从天使轮开始布局，而人民币基金在早期孵化领域的参与度较低。同时，国内长期资金市场更倾向于通过IPO退出，要求企业具备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最好三年内、最长不超过五年实现退出，这种模式并不适合需要长期投入的科学技术创新项目。

  然而，近两年，我对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科技转化充满信心，因为资本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国内资本结构逐渐从美元基金向人民币基金转变。五年前，美元基金在国内私募市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如今人民币基金已占据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其中大部分资产金额来源于政府和产业资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产业资本开始明白准确地提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战略方向，资本的关注点逐渐转向科学家创业和早期技术创新。这种变化为国内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底层支撑，形成了“看得懂的资金”。然而，我们也发现，许多教授和院士尽管拥有顶尖的技术，但与资本的接触机会却非常有限。没有资本的支持，教授很难将技术进行转化，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其次，这一现象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国内科研目标的引导性仍需优化。正如前面几位嘉宾提到的，国内许多教授的科研工作主要以发表论文为导向，技术原创性的研发最终目标是产出高水平的研究论文，而非以产业应用为基础。这种导向导致企业和投资机构在推动商业化产品时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大家都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真正具备产业经验的教授参与研发，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目前，许多教授对产业需求缺乏了解，认为只要技术本身足够优秀就可以成立公司，但实际上，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过程需要跨越巨大的鸿沟。这就像学生在高中毕业选专业时，假如没有职业教育的引导，往往会选择盲目，教授在科研选题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第三，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缺乏有效的桥梁和中介。尽管国内孵化器的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但真正能够将资本、教授和科研成果串联起来的体系化平台却非常稀缺。资本与科研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突出，许多资本找不到优质的教授和技术，而教授也难以接触到真正懂技术和产业的投资机构。这种断层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综合来看，我认为解决资本、科研目标和中介桥梁这三方面的问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未来有望迎来技术产业化的井喷式发展，为科学技术创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来之前我也不知道科技转化率是多少，我问了一下豆包，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率是13%，企业自主项目的转化率是65%。同时，有关数据显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果转化率较高，上海技术交易所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目前，全国平均科技成果转化率是25%，东北地区15%，长三角地区则接近三分之一。我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研发项目定位、转化周期、管理上的水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才密集度和高校水平等。

  尽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诸多瓶颈，但最为关键的瓶颈在于我们的科研项目能否直接或间接地面向最终客户的应用场景。即便是基础研发，也应朝着应用场景去开展，尽管这样的转化周期可能较长，大约需要2至3年。但如果科研项目能够非常直接地面向科学技术研发工作，那么一般在1至2年内就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效益。尤其是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其转化效率相比来说较高，这无疑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所在。

  我想从产业侧方面分享一些我的看法。作为AI领域的平台型与生态型企业，我们打造了集开发与训练于一体的技术平台，目前平台汇聚了40余万用户，其中70%为高校硕博士及教授团队指导的学生群体。在与高校的日常交流中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些高校的科技成果实际上和产业侧的需求整体匹配不那么高。

  第二个是很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在技术研发的单点突破上表现突出，但没办法把它落地转化成一个产业的全面解决方案。

  第三个是当前制约转化效率的关键瓶颈在于缺乏真实的应用场景。我认为所有的科技成果转化都要围绕一个核心，就是产业应用。产业应用同样是需要全社会、政府开放出来更多的应用场景，给到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技术攻关和开发。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现在像区市两级党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像西海岸新区科技局出台了揭榜挂帅等政策活动，很好地把场景开放出来。

  第一个问题比较宏观，各位专家的回答也比较全面。接下来探讨一个具体的话题，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定是有卡点、堵点、痛点，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行话来说，就是有一个是“死亡之谷”，我想问一下各位嘉宾，从您的视角，您觉得卡点和堵点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解决和跨越？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比较鲜活，但能够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高校中 “死亡之谷” 现象普遍，根本原因包括项目孵化工程化阶段资金、人力短缺，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和政策引导不足三个方面。

  “死亡之谷”其实大家都在谈，而且也是所有的科技管理或者是科技成果转化一定得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研究的都是如何跨越“死亡之谷”，而不是如何填平“死亡之谷”，说明这个“死亡之谷”不能够跨越、不能够直接填平的，是客观存在的。在技术成熟度的3-6阶段，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过程中，科技成果需要经历小试、中试到放大的过程，而中试熟化阶段的“死亡率”非常高，据权威机构统计约为68%。许多成果在实验室阶段效果非常明显，但在放大和中试阶段，由于条件、规模效应和经济价值难以体现，往往没办法实现工业化，最终倒在“死亡之谷”。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后续需要做的，也是目前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都在做的：通过概念验证阶段+后期中试熟化来提高转化成功率。这不仅仅需要学校层面的努力，还要调动社会机构、政府、企业和产业端的资源，一同推动科技成果从高校向产业端的转化，跨越“死亡之谷”。

  我比较认同张总的观点，我本身也是学材料的，深感在放大过程中是蛮容易“死掉”的，其实我们上海技术交易所也接触过这样一些案例，特别是高校出来的成果，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使用的是分析纯试剂等理想条件。然而，当进入产业化放大阶段时，往往会遇到“黑箱理论”所描述的现实问题。这与张总提到的“死亡之谷”现象高度吻合。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各位企业家一定要经过中试放大之后才可以做大规模的投资，不然风险比较大。接下来，我们有请吴总分享他的观点。

  我结合一些被投企业的真实的情况分享一下，总结下来核心是两个点：第一个是教授们通常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比如技术能不能出来，放大到产业化，但对投资机构来说，则需要技术到相对稳健的阶段开始投资。对公司，特别是早期企业来说，需要面临的坎儿是商业化的进度。大量的企业在投资机构或者是天使轮投进去以后就希望马上能看到有一定的商业化。以生物医药和大健康领域为例，这一些行业需要一定的等待周期，在等待过程中，可能面临资金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一级市场开始趋冷，过程中持续性的投资就会断掉，这里面其实要比拼速度的，每一轮的资金投进来都需要企业有一个及时性的事件出现，有些时候没有等到这一波资金就断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很多企业来说，往往因资金链断裂而倒在A轮或B轮阶段。用一句话说就是“后天很美好，但是死在了明天。”

  第二就是和团队很有关系。在与教授、政府领导和投资机构的交流中，我们得知大家往往过于关注技术、方向和产业趋势，而忽视了团队的意志力和执行力。依照我们的经验，科学家创业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团队能否在低谷期保持韧性。很多教授对于风险度的感觉是没有的，如果你出来创业，你能抵房子吗？能借款吗？你能借500万吗？教授都是偏铁饭碗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发现，资金快断了，但业务很有希望，所以可能就需要团队垫一部分，这个过程中团队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特别是一把手有只有少数的坚韧度能够把团队团结起来？很多教授会带着自己的学生去创业，我们实际上不太鼓励，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些职业化的经理人，在这里给他信心，如果一把手都没有自己足够的信心和钱砸进去，团队马上就散掉。

  我对吴总刚才讲的颇有感触。第一个是团队的重要性，我们上海技术交易所平台也链接了很多投资机构，他们也经常说，其实投资看得是人。第二个是吴总分享的“后天很美好，但是死在了明天”这个现象，揭示了现金流管理的重要性。对于正在经历成果转化的企业而言，也要关注A轮、B轮、C轮的阶段性问题。我们也在与杨总、王总以及山东投融资担保集团一起探讨，通过创新的担保设计和服务模式，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金融支持。接下来，我想听听卫总从企业视角出发，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装备制造业的科研项目可大致分为三类：基础研发、研发技术和应用开发。越靠近基础研发，距离市场应用的距离就越远。对于高校而言，大多数研发项目集中在基础研发和研发技术领域，而我们企业则主要关注后两者，因为我们离客户更近，能够直接感知市场需求。结合“死亡之谷”的现象，我认为科研项目之所以难以转化为实际成果，是没有让企业说话。企业是最听得见“炮火”的群体，我们每天服务客户，最知道客户要什么。若能够将企业的需求提炼出来并反馈给高校，技术研发的方向将更加贴近实际应用。正如任正非所说：“要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发言。”因此，我建议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应让企业主导，组织各方资源共同推进。我还有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大学老师要评教授、副教授等职称时，除了学校说了算外，能不能让企业也投一票？

  二是加大对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机密的保护力度。我个人感觉，目前在青岛市还处于起步阶段。商业机密不一定要申请专利，但是对公司发展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保护机制，对科研老师、企业研发人员来说都是打击。商业机密保护很困难的情况下，“死亡之谷”只会越来越多。

  卫总的分享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要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做得好必须要让企业说话。从上海技术交易所的角度来看，成果挂牌没有企业需求挂牌来得快。未来，我们也将们将积极做出响应这一点，从企业的需求出发。卫总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有价值，即如何保护企业的技术秘密。这确实是许多企业的痛点。今天在会场上，我也了解到这是在座不少企业一同关心的问题。会前《青岛日报》记者正常采访我时，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此前《上海技术交易所企业商业机密资产确权管理指引》的发布，为公司可以提供了具体的保护的方法。目前，我们构建了一套合规体系，可以为企业颁发证书，并通过区块链存证技术，为后续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司法鉴定提供支持。未来我们青岛平台也将借鉴这一经验。接下来，我们听听王总的看法。

  我非常认同刚刚几位专家的观点。我们是做人工智能的，今年有两个热点，一个是“DEEPSEEK”，另一个是宇树科技。其实“DEEPSEEK”出圈并非一蹴而就，从2018年到2024年12月，DEEPSEEK历经多年研发，直到发布V3和R1版本后，才在底层技术架构上取得重大突破。这种长期的研发过程背后，离不开资本巨头的持续支持。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在进行科技攻关时，都需要类似的资金链保障与全方位支持体系。昨天，我从新闻中看到杭州萧山区推出了“科技安心保”政策，这一创新举措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提供了研发保障支持。该政策通过搭建平台，允许企业在项目启动时仅支付10%的资金，待成果通过中试和验证后，再支付剩余的90%。这种模式大大降低了研发失败和试错带来的风险，解决了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合作中可能面临的难题。我认为，这种保障机制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完善。

  此外，我认为核心在于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因此建议可以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整合需求、供给、能力、知识产权及法律保障等资源，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新动能。我今天来到现场之后也了解了上海技术交易所的功能，这些正是上海技术交易所在做的事情。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代表，我们企业去年拥有540多名员工，实现收入超过10亿元。我们的产品大多分布在在电气装备领域，尤其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公司研发团队规模达280余人，其中清华电机系博士超过80人。我们也是从高校走出来的，对研发很重视，过去几年已经与国内九所高校进行合作，累计投入研发经费接近2000万元。在会议之前，我专门统计了相关合同，去年年底与山东科技大学签订的单笔合同金额最高，超过500万元。目前，我们的研发投入大多分布在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技术和新发展趋势的研究，包括对国际前沿技术的调研。这些调研报告无论是不是直接转化为产品，都为企业来提供了战略价值，让我们明确哪些赛道不进入、哪些产品不做，从而避免潜在损失。第二是具体的研发技术，高校对前沿知识掌握非常精准，我们将产品需求中提炼出的问题反馈给高校，借助高校在前沿知识上的优势，就能解决这些技术难题。学生通过课题答辩的方式提供算法、理论和仿真支持，而企业强大的开发团队则将这些思路转化为实际产品。第三是应用型开发，这部分工作主要由企业自身完成，无需高校直接参与。

  第一阶段是2000-2010年，企业实验室直接服务于生产线。当时企业研发力量薄弱，高校教师在技术转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验室开发的产品直接推向用户现场。

  第二阶段是2010-2020年，高校与企业并行发展。随着慢慢的变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和博士后进入企业，企业的研发能力逐渐增强。以我公司为例，目前研究生人数接近100人。其中，2015-201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企业的成长、行业的成长和人的成都一样，都有痛苦期：企业逐渐具备了独立研发能力，对高校教师的依赖开始减少。

  第三阶段是2020-2030年，高校教师的角色转变为辅助企业。尽管企业研发能力明显提升，但在面对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时，仍然需要高校老师提供理论支持和方向引领，特别是在国际前沿技术领域。相信未来装备制造企业将逐步找到一条更平衡的发展路径。

  我们国家有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下，科技成果转化必将形成一个很好的局面。

  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我认为将是一个以需求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支撑的多元化生态体系。各司其职、共同促进，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成果转化的体系，这其中也包括上海技术交易所的体系。

  我总结三个词的特点：一是实业化，贴近实业和落地技术；二是系统化，整个机制和体制协同配合起来之后，未来五到十年中国会出现成熟的体制化模式；三是耐心化，三年不一定可以出来好技术，至少要坐五到十年冷板凳。

  感谢各位嘉宾从不同视角分享观点。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各方协同努力，相信在大家的一同推动下，我们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期待明年再聚青岛西海岸，继续探讨这一重要话题！